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維研討所博士生 黃英杰
一、前語
在家居士和落發僧伽是各種釋教傳統中，密不可分的兩個重要環節。在對晚清民初以來的釋教復興動研討上，學者陳榮捷特別指出，居士位置的進步與密宗的流行是其間兩項新趨勢。有關近現代的居士釋教研討中，學者藍吉富在〈旅美釋教瑜伽士陳健民先生〉，以及徐孫銘在〈今世居士學佛之特色及其趨勢－以湖南為例〉等人，都已同心協力到湖南長沙攸縣人陳健民（1906-1987） 對釋教的奉獻，及其身教之模范。
陳健民所在年代的湖南釋教，正處于復興時期，僧才缺少，準則也欠完善，各寺院的弘法活動有限，居士釋教受此影響，開展也有必定的局限性，有待進一步的進步。事實上，正是由于陳健民居士的去函虔請，因而有了太虛大師1929 年的湖南長沙弘法之行。陳健民自己也在此刻皈依太虛大師 （1889～1947），正式成為釋教徒，并參加安排居士會，使釋教在當地充當開展起來。在個人的宗教給假上，和一般具有高文化水平的居士相同，陳健民也活躍的研讀經典，茹素戒淫，藉以取得佛、菩薩和藹常識的啟示，醒悟佛法真理。1935年，陳健民更應邀前往太虛大師主辦的重慶漢藏教理苑擔任中國文學教席，實踐投入、幫忙和尚校園的教育作業。
但陳健民和一般漢地居士釋教最大的差異，是其時的藏傳釋教已開端向漢地辨認。并且二十世紀藏傳釋教在漢地的活動，已從元、明、清等朝代的封閉性宮庭皇室崇奉，轉變到普及于民間群眾。在這種史無前例的年代時機中，陳健民得有時機接觸到這個為漢傳釋教僧俗所不熟悉的釋教傳統，也使他的終身和二十世紀藏傳釋教在漢地的弘傳，都有密不可分的聯系。
依據陳健民的自述，在漢傳釋教的太虛大師以外，藏傳釋教方面他曾拜師三十七位，廣學七派教法。如此豐厚的學法閱歷，無疑地使他成為極具年代目標性的人物。
特別是陳健民的著作許多，總稱為《曲肱齋》，在臺灣地區所出書的版別上，除前期有慧炬佛學會等單位的零星著作流轉版以外，《曲肱齋全集》首先是由臺北文殊出書社，于1988年以文殊印經會名義出書，共12冊（以下本文亦簡稱文殊版） 。文殊出書社完畢后，于1992年改版，由臺北圓明出書社出書，共分37冊 （以下本文亦簡稱圓明版）。如此豐厚的著作，對歷經時刻天然篩選，與二十世紀漢地多年戰亂、政權替換的種種劇變，幸存的材料多是片斷、有限情況下的釋教研討，就突顯出無可替代的特別重要性。
本文宗旨便是藉由《曲肱齋》這樣具有年代含義的文獻，逐文篩選出現在散見各冊文章中，陳健民在漢藏佛法學習上的紀錄與描繪。以時刻為軸線，配以地輿空間、各師所屬宗派等要素，妄圖呈現出陳健民較完好的學法進程。期望從陳健民居士的求法進程中，厘清他和漢傳釋教僧侶的聯系，與藏傳釋教上師的聯系，及漢藏釋教在僧伽經濟與居士位置等問題，來具體表現他與近代漢藏釋教溝通史上，身為在家居士的陳健民與法尊法師為主的落發僧侶們，在修學進程上的差異，并論及居士學佛在家庭與經濟統籌上的困難，與陳健民的終身對居士釋教的啟示。
本文在研討材料的選材上，首要是以上述陳健民自撰的《曲肱齋》為主，輔以其他相關文獻。筆者在《曲肱齋》版別的運用上，首要以新編的圓明版為主，若手頭上剛好沒有圓明版時，才運用文殊版。在注釋上，為節約篇幅，只標示該書是圓明版或文殊版，其冊數與頁碼。最終，由于《曲肱齋》部頭很大，各冊成書年代紛歧，在人名、地名、寺名與專有名詞上并未徹底一致，因而筆者引文亦依所據各版圖書所用，不再逐個更動，請讀者同心協力。
貳、陳健民與漢傳釋教僧侶的聯系
在陳健民與漢傳釋教僧侶的聯系上，據《曲肱齋信札》〈奉覆馮大阿霨黎問學佛經歷〉中：「（一）民國18年（1929），皈依太虛師于長沙。時任湖南省教育會秘書，所屬圖書收藏佛書甚豐，曾飽覽之，而未及起行。」這段文字清楚闡明陳健民是在1929年由太虛大師頒發皈依戒，正式成為釋教徒，開端研討釋教經論，但還屬開端的聞思階段。
陳健民何故發心學佛？有關他的宗教啟蒙事情，在《釋教禪定》中他自講述：「最終以優異的成果由師范校園結業，一起還取得了一份擔任高中教師的作業。其時湖南省教育會為了選聘秘書一職而召開會議，……，而我幸運地獲聘。該會擔任辦理省立圖書館和博物館，此圖書館內藏書甚豐，我因而得以飽覽群籍。……在讀過許多道教典籍今后，有一天我去了一間扶乩的善堂。那間善堂的仙佛降乩示云，假如我修道，不光能夠長命，還能夠長生不死。這是我人生的轉捩點，我逐漸不再那么關懷俗務。」
而做為常識份子的陳健民，他對太虛大師的知道，開端正是透過太虛大師的著作而來，《釋教禪定》記載：「圖書館內也有太虛法師的著作。太虛法師是中國釋教一位大力的改革者。盡管其時我對佛法的真實義理略知一二罷了，但我很有興致地讀他的著作。對年青的常識份子而言，太虛法師的文章清楚易懂，由于他們的內容是混合了現代科學的辦法與陳舊的才智。」
由于陳健民所在年代，湖南的居士釋教正方興未已，因而他一開端是以居士代表的身份，藉由信件結識太虛大師的，蒙太虛攝受從而皈依的。關于這點，《釋教禪定》說：「其時湖南省境內并沒有釋教居士的安排；一些思維行進的居士們巴望能迎請太虛法師到湖南來幫忙他們建立居士會，并以講演及開示來教訓教授他的學問。他們鼓動我代表他們寫信約請太虛法師，但由于我對佛法所知無幾，便不肯承當此事。但是他們仍是說服了我，我猶豫地寫了這封信。法師好像喜歡我的去函，還在回信中賜我一個法名—法健。很僥幸地法師還賜我二幅他親手書寫的法語；信中他還說收我為弟子。一、二個月后，當太虛法師來到敝地時，我便真實蒙他攝受而皈依了釋教。」
皈依太虛今后的陳健民，首要的修持法門是怎么的呢？《曲肱齋信札》〈奉覆馮大阿霨黎問學佛經歷〉中，說：「（二）民國19年至22年（1930-33） ，參加湖南長沙居士林，曾深究凈土五經十論，斷葷及正淫，吾妻亦隨行。」這樣看來，陳健民在漢傳釋教中，從太虛大師秉承皈依后的顯教修持，是以凈土法門為主的，并按照漢傳釋教的習氣，在飲食上茹素，至于斷正淫，能夠說是他對自己品德戒律的高度要求。
在經典的研讀上，陳健民首先從《華嚴經》下手，對〈凈行品〉所說日常給假中的菩提心修持，特別感到受用。他自述：「皈依后，我開端研讀《華嚴經》，我對其間的〈凈行品〉特別感興趣，由于在日常給假中怎么合作菩提心來修行，在這里邊有具體的條列。……這種方法，簡直日常行住坐臥、語默動態，都能夠合作利益全部有情的菩提心來修。」
在讀誦經文之外，謄寫經文、曲折流轉這些漢傳釋教常鼓舞弟子行持的方法，也是他所酷愛的。在《釋教禪定》中，陳健民說：「有一次我要印刷某書，我便專心腸以美麗有勁的書法謄寫了〈凈行品〉，參加此書附印，以便廣為流傳。我自己從那時起，日常給假中總是按照這些偈頌來修習菩提心，以及堅持菩提心戒。因而，我從不詐騙別人，連幼童也天公地道。」
不過這段時期，陳健民在釋教常識的吸收上，首要是自己閱覽大藏經，相關的記載可見于《曲肱齋信札》〈復澄基兄論反省修習時刻事〉其間有「讀《磧砂》于長沙。」 一語。此外，對這整個通過，《釋教禪定》更詳說：「太虛法師到湖南弘法后，長沙的釋教居士會便興盛起來。接著有一間供居士們修凈土宗的居士林便蓋了起來。我便是在那兒讀了《磧砂大藏經》，其時我只知小乘和大乘，且開端茹素，斷正淫。」
在湖南長沙以外，陳健民與太虛大師的聯系，也由于「民國24年 （1935），……，蒙太虛法師電囑赴重慶漢藏教理苑，教授中國文學。」而延續到四川重慶，直接參加、幫忙了太虛大師的僧伽養成作業，以居士的身份，為釋教教育盡一份心力。
陳健民在重慶漢藏教理苑的中文教師作業，一向做到1937年。《曲肱齋知恩集》〈大圓滿法界、心中心、黑關扶引九釋〉對此載有：「民國丁丑 （1937），余辭國際佛學院漢藏教理苑事。」這段時刻，除教學以外，陳健民大約也利用在佛學院教學的時機，閱覽了別的一套大藏經。由于《曲肱齋信札》中，他說：「溫《頻伽（大藏經） 》于重慶」，或許便是發生在漢藏教理苑任教期間的事。
在太虛大師以外，漢藏教理苑諸學僧天然都與陳健民相識，其間，陳健民在《大手印教授抉微》特別提及嚴定法師：「昔在漢藏教理苑時，嚴定法師以札假古學（甘孜縣活佛，為四臂觀音化身）之丸藥見賜。」 嚴定法師是在1935年從藏區回來內地，受聘于漢藏教理苑的。他對陳健民初學密法的協助，在《曲肱齋信札》〈復賈題韜居士論哲學布景〉 （時賈已由川赴藏）中，陳健民聽到法師過世的音訊，說：「弟初在湘學習黃教，深蒙 （嚴定法師）法恩，……」能夠清楚得知。
從《稱頌集》的注解中，有「此〈蓮花生大士祈請頌〉頌依嚴定法師筆受。」等文來看，嚴定法師人物是陳健民其時學習密法的譯師。但《曲肱齋推恩集》第二篇〈除魔障冤孽我執身見施身法〉一、小引「昔依根桑澤逞上師受『大圓滿無上智』，又蒙嚴定法師口授本法加行之本文及解釋文，余以筆受之。」以及《稱頌集》〈晨課常誦啟請短頌〉中有〈大敬、嚴定、色卡、根桑四位上師啟請頌〉，從「四位上師啟請頌」這樣的標題，以及頌文中有關緊密法師的內容「緊密選擇如量持」，能夠了解到嚴定法師對陳健民來說，已不僅是譯師，而是一位堪能選擇法義，如量行持的上師。
脫離漢藏教理苑之后，《曲肱齋》里邊陳健民再也沒有說到拜任何顯教法師為師。不過《曲肱齋短笛集》有「禮南華后欲拜虛老于云門阻于匪警」相關詩文四首的記載，顯現他對虛云老和尚這位一代禪宗大師是有所慕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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